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士兵，回国后常受战场经历噩梦的折磨和杀害无辜者而受到良心责备，有人决心赶走发动这场战争的布什总统。法国《新观察家》周刊7月15日一期刊登记者萨拉·丹尼尔同一些美国士兵的访谈：　

　　“一个男人拖着他孩子的尸体”

　　罗杰·埃利奥特上尉，35 岁，490营，曾驻萨德尔城

　　11月的一个清晨，萨德尔城的气氛有些紧张。几天前，美军打死了他们刚刚任命的巴格达“萨德尔城”的区长，因为他拒绝美军搜查，还要求得到应有的尊重。

　　穆哈纳德区长被杀时，负责组建新议会的罗杰·埃利奥特上尉不在场。他认为，自己本可以阻止这场惨剧的，他甚至表示很欣赏穆哈纳德区长。他说：“穆哈纳德抵抗我们，这是好事。我们解放伊拉克人，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仆人。”　埃利奥特对这场战争及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哪怕就他一个人指挥，他也能让伊拉克变个样。我们曾看到他花了一天时间，试图说服一个伊拉克商人把家用液化气的价格恢复到合理水平。埃利奥特的下属都把他描述成一个英雄。一名士兵讲了个小插曲：一次战斗中，埃利奥特把一名伊拉克囚犯扑倒在地，让他躲过了对方的一颗子弹。当时在场的比利·穆尔中士承认：“换了我，绝不会有这样的第一反应。”埃利奥特认为，正人君子应当通过自身行动来改正一支军队的错误行为。曾经在伊拉克的几次袭击中受轻伤的埃利奥特患上了失眠，经常浑身是汗地醒来。军医们认为这是负伤后的综合征引起的，但他本人认为，这种紧张源自要率领属下履行在伊拉克的“责任”而产生的矛盾心理。　

　　记忆也一直折磨着埃利奥特。在体育场里拖着自己孩子尸体的男人日复一日地在他脑海中出现，让他心乱如麻。他还总是见到那些他要视作敌人的素不相识的伊拉克人。当初，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埃利奥特才到伊拉克服役。但他肯定地说，这并没有阻止他拒绝执行某些命令，他一直不理解上级作出的一些决定。尽管感到不适，尽管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尽管妻子黛安娜和两个孩子在等着他，但埃利奥特表示，如果再次被派遣到伊拉克，他还是会接受自己的使命。

　　“我们已经展露了我们最糟糕的一面”

　　艾伦·沃特上尉，32岁，490营，曾驻巴格达和费卢杰

　　11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在萨德尔城的马尔伯勒军营见到了艾伦·沃特。在昏暗的军营食堂里吃饭时，我们借助手电筒的光，吞下了一块干牛肉和一份令人作呕的土豆泥。刚刚开斋的伊拉克司机阿布·易卜拉欣看着这些食物默不作声，他实在难以咽下这糟糕的饭菜。身为预备役军人的艾伦热情开朗，平民身份是达拉斯的一名律师。他很高兴完成任务，他不愿意为一场令自己不知所措的战争丧命。

　　艾伦说，他们没有被当作解放者而大受欢迎，这让他很吃惊。更让他惊讶的是费卢杰居民根深蒂固的敌对心理。他说：“有25万人仇恨我们。没有连续三天未受袭的情况。”

　　后来，萨德尔城的局势恶化了，艾伦在一次任务中负伤。我们在纽约一家旅馆的酒吧看到他时，他显得焦躁不安，满腹心酸，一副失落的神情。他的脊柱有四处断裂，这让他痛苦万分，还经常做噩梦。他的一个合作人透露说：“他总想什么事都自己来，但他现在连箱子都搬不动，他还无法容忍自己意志消沉。”　艾伦不愿意重返伊拉克。他说：“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已经变成了一个制造恐怖分子的工厂。另外，我们已经在那里展露了我们最糟糕的一面。”

　　艾伦对阿布格里卜监狱的虐俘丑闻感到震惊。他觉得，对囚犯的任何不得体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当他知道他的翻译齐亚与游击队是同谋时，他感到遗憾：“我给他看过我的家庭照片、农场照片。我把他当朋友，他却想杀了我。不过，直到他被关进阿布格里卜监狱之前，我一直跟他分享自己的食物与水。当时，食品供应不足，我们每天只有几口粮食。”现在，艾伦开始找路子让他们部队的一名翻译来达拉斯，他说：“我们的两名翻译最近被杀了。我要对这个男人尽到责任，因为局势不会很快好转。”　艾伦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纸，写着：“支持克里。”“我将继续为自己的信念奋斗。我希望能进入议会，至少进入得克萨斯州议会。”他说。

　　在艾伦看来，美国人在伊拉克犯的最严重错误是什么？他说：“推翻了伊拉克人受到的专制统治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让他们接受杰斐逊式的民主！多么可笑的事情！我只不过是整部机器上的一个小部件，我不知道这样是否行得通。但我们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没收武器。我们把武器留给了伊拉克人，用于他们自卫，他们却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我们。”　

　　“要是我能救小提巴就好了……”

　　埃德·帕拉西奥斯上尉，41岁，490营，曾驻拉马迪和叙利亚边境

　　埃德·帕拉西奥斯颇具军事法官的风度，他家几代都是军人。埃德是共和党人，能够阻止他将选票投给布什的唯一原因，就是人们发现政府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故意”说了谎。生活中身为信息论专家的埃德军人气息浓厚，讲起话来有条不紊，但当我们问起他在伊拉克最美好的回忆时，他开始抽泣，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时被泪水打断的故事。　

　　“她叫提巴·阿亚德。当时我负责看守叙利亚边境的海特市政府。所有伊拉克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不过有一个男人居然朝我走过来，请我帮助照顾生病的孩子。我被打动了，因为他是那么关心女儿的健康，竟然可以无视其他人的鄙视与敌视。提巴4岁，我马上喜欢上了她。她患上了癌症，在伊拉克能够为她进行的化学疗法不起作用。我开始四处奔波，试图把她送到约旦，因为约旦王妃照顾着一些生病的孩子们。直升机都准备好了，但在最后时刻，我们得知约旦王妃不再接纳孩子了。于是，我又联系了‘世界医生’医疗救援组织，并打出租车把提巴送到巴格达，医生收下了她，两天后，将有一架飞机把她送往希腊。我以为我们成功了呢！但两周后，提巴和她父亲回到了海特，因为联军不允许他们动身去希腊。最后，我还想办法让一架希腊军用飞机降落在科威特，只要美军飞机把提巴从巴格达送到科威特就行。但她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们拒绝让她上飞机。后来，等她的病情稳定后才得以动身。

　　“当我得知提巴已经抵达希腊时，我觉得那是我在伊拉克服役期间最美好的一天。但几天之后，提巴死了。我们等待的时间太长了。这是我最悲痛的回忆。请相信我，因为我觉得我本来能够救她。正是因为提巴，我才觉得伊拉克之行并非毫无意义。”　

　　“我们杀了那么多无辜者” 应该赶走布什！

　　伊万·梅迪纳，士兵，22岁，第三步兵师，从科威特到巴格达，然后驻费卢杰　

　　伊万·梅迪纳是西点军校的一名军官，也是随军牧师。他的双胞胎兄弟欧文在巴格达被一枚榴弹的碎片击中身亡。伊万刚结束在伊拉克的11个月服役，回到米德尔敦的家里。他们的父亲老泪纵横，母亲用西班牙语哭喊着，想要驱走这死亡噩耗。伊万悲痛地说：“我们收到了军队发的一笔钱：1．2万美元。这就是美国军方眼中一名士兵的价值。”　尽管伊万失去了他的兄弟和朋友，他还是在自家的每扇窗户上都挂了美国国旗。正是出于对这个收纳了他的国家的热爱，他才决定打破士兵不许发表对战争看法的惯例。由于伊万是他们家唯一在世的男孩，所以他能离开军队，他表示，自己的看法“代表了所有想办法不再继续在伊拉克服役的士兵们的看法”。　

　　梅迪纳一家来自墨西哥城，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参了军，目的是“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同时也是为了能够支付上学的费用”。招兵直接在学校里进行，新入伍者都被许诺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伊万说：“我们班25％的学生都参了军。”　现年26岁的珍妮·梅迪纳最先为弟弟们作出了榜样，她比较幸运，现在也没有被派往伊拉克。伊万和欧文从未想过会参加伊拉克战争。伊万说：“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这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只有两个目的：石油以及老布什和小布什与萨达姆之间的‘族间仇杀’。我兄弟和我看法一样，我们觉得被派往伊拉克是为了调解一场家庭纠纷。”作为随军牧师的助手，伊万成了第三步兵师4个连（每个连125人）士兵的精神导师。他听到了这些受惊的年轻人数百次的忏悔，他们因杀了人而精神受创。

　　战争期间，从科威特到巴格达，伊万虽然是随军牧师助手，但也杀了一些人。“我并不同情游击队员，因为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但许多人不愿意打仗。当然，我也一遍遍地考虑过那些被我们杀死的人，他们的家人也在等待他们回去，而他们永远都回不去了，就跟欧文一样。”伊万最糟糕的回忆是巴格达被攻下那天。“我们很高兴，因为取得了很大进展。然后发生了导弹袭击。就像电影里一样，袭击又快又突然。到处都是喊声，一张张惊惶失措的面孔，还有在空中飞舞的身体碎块……”　后来，伊万在费卢杰服役3个月，留下了他的遗憾：“根本不存在智能炸弹。我们杀了那么多的无辜者。”

　　但最令伊万震惊的是一些下级军官的态度。这些人犯错之后总是互相包庇，让士兵来承担责任。伊万认为，在阿布格里卜监狱虐俘事件曝光之前，虐待事实早就存在。“我们攻下巴格达后，一些军官开始对抢劫者实施报复。抢劫者们流着血，浑身淤斑。我把这些讲给了随军牧师听。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事情被暗中了结了。”　现在，伊万决定开展行动反对乔治·布什。他说：“应当赶走这个人。还应当与国际社会重新恢复联系。我们应当从这场本不该发动的战争中吸取一些教训。”

美国参加伊拉克战争军人心理创伤严重

根据美国《时代》周刊7月12日一期报道，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从伊拉克回来的军人中有六分之一存在心理创伤———并且这个比例可能会继续攀升。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报告，已经使这个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项研究是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组织的，涉及6200名军人。多数参与者是在从战场归来后的三四个月内接受检查的，此时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以及心理创伤———犹新。研究发现：曾被派往伊拉克的老兵中，高达17％的人员患有创伤后紧张紊乱征（PTSD）、情绪低落或者心情焦虑等症状。在阿富汗服役过的军人当中，大约有11％的人患有PTSD、情绪低落和心情焦虑等症状。患PTSD的可能性与士兵经历战斗的次数成正比。在伊拉克没有经历过战斗的士兵当中这个比例是4．5％，在经历过一两次战斗的士兵中为9．3％，经历过三到五次的是12．7％，经历过五次战斗以上的，这个比例是19．3％。在阿富汗服役过的士兵当中，患PTSD症状的比例低于在伊拉克的比例，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参加战斗的次数较少。在这项研究中，军人平均遭受心理创伤的比例高于经历过海湾战争的老兵。有些专家担心，这个比例会继续攀升。退伍军人事务部创伤后紧张紊乱征国家疗养中心执行主任马修·弗里德曼博士说：“被调查者是参加战争第一阶段的军人，而战争已经由原来的解放运动演变成一场反抵抗斗争。不确定因素和遭受外伤的可能性增加了。”他指出，这种风险只会随着驻扎期的延长而增加。这项研究不包括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官兵，比起训练有素并且对战争有充分准备的职业军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来说，他们遭受心理创伤的几率更高。

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