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孤立：新保守主义和全球秩序》（America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斯蒂芬·哈尔波（Stefan Halper）乔纳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e）合著。2004年6月30日出版，平装本376页，剑桥大学出版社。

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究竟是在独步天下还是成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美国的共和党阵营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无疑是划分传统的“老共和党人”和 “新保守主义”共和党少壮派的标尺。

当美军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至今已经超过900人，民主党对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政策激烈讨伐之际，主导美国政治的共和党内部近日开始出现明显裂痕。传统的“老共和党人”开始对少壮激进的“新保守主义”者们表达不满，对其策划主导的全球政策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后者的政策已经使美国成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新近出版的由美国资深老共和党人斯蒂芬·哈尔波（Stefan Halper）和英国前外交官乔纳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e）合著的《美国孤立：新保守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正反映着美国传统保守主义势力对“新保守主义”政策质疑和批评的这种声音。

目前任职于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资深研究员的斯蒂芬·哈尔波曾在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政府内担任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可以说是一名老牌共和党人。而在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从事外交研究的乔纳森·克拉克曾任英国驻外官员，也为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赢得冷战胜利出力不少。

这二人在《美国孤立》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由一小批极端热衷的“帝国主义”知识分子掌控。这些人只知纸上谈兵却无实际的军事和商业经验；他们劝说一个没有经验的总统放弃了冷战时期行之有效的两党连立的外交政策，转而采取了强调军事对抗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这一政策的代价十分巨大，收效却甚微。美国为这一政策付出的代价包括巨大的金钱损失，国际声望的下降，国内政治两极化，美国士兵的伤亡，等等。

哈尔波和克拉克认为，“新保守主义”导致了全球的反美浪潮，造就了美国在全球的负面形象，从而使美国作为全球领导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此外，在“新保守主义”政策之下，美国的司法公正和公民权利也被《爱国法案》等关系国内安全的立法所侵蚀。

《美国孤立》一书批评说，“新保守主义”的少壮派放弃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传统概念，如威慑和均势，而总是把单边军事优势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政策视为首选，毫不顾及美国的“软力量”。例如，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也是新保守主义者的马科斯·布特（Max Boot）曾直截了当的说，他“期望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美国将象英帝国那样，总是在某地和某国打仗。”-----即把任何正在上升的强国和潜在的对手及早打下去。

但本书的作者并不认为“新保守主义者”们构成了一个时时在策划某种阴谋的秘密会社。相反，这是一批已经把其原则和观点充分表达出来的人。克拉克说，所谓“新保守主义”有四项要素：军事实力在国家间是决定性因素；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善和恶的二元对立；美国在独立行事时最为有效，而不必顾及国际盟友或国际条约；“新保守主义”内部对中东地区格外关注。可以看出，这四项元素无一不体现在布什政府的全球政策之中。

本书还提到，“新保守主义者”们甚至在“9.11”之前就打算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实际上，这一点在“9.11”后不久出版的由鲍伯·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撰写的《战争中的布什》（Bush at War）一书中已有披露。伍德沃德说，乔治·W·布什在入主白宫之前，其政策班子已经确定，美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三大威胁分别是：本·拉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中国的崛起。

哈尔波和克拉克认为，“新保守主义”的好战政策不但未能有效根除恐怖主义，反而威胁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因为美国的军事、情报和管理资源不可避免地要在伊拉克等战争中“分流”，其中自然包括国家安全顾问们用以决策的时间。

正因为如此，哈尔波对“新保守主义者”们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持悲观态度。哈尔波在一次采访中说，“新保守主义者想重塑该地区和一个古代文明，企图更改数百万人的社会文化准则，并使之反映市场民主的准则，但这一战略是无法实现的，至少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如此。”

该书甚至认为，“新保守主义者”们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实际是为以色列的利益服务的。一个例子是，副总统切尼的顾问“新保守主义者”乌姆瑟尔早在1996年就给以色列的利库德集团提交过一份报告，建议以色列终止当时正在进行的中东和平谈判。该报告由和以色列关系密切的智囊团高级战略与政治研究所（Advanced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Studies）发表，其中建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合作推翻萨达姆，并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该报告的作者还包括后来成为助理国防部长的道格拉斯·费斯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里查得·波尔。

《美国孤立》披露的这些事例说明，美国远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对中东勾画好了一个蓝图，而非一些媒体所称是“911”后的仓促决定。而以色列则始终是这一蓝图中的关键角色。

哈尔波说，他们的这本书是关于“制度性失败”的书，以探讨“新保守主义”何以在布什政府内部如此成功以及美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哈尔波说，“美国已经丧失了道德制高点，而被世界孤立起来了。美国是全世界反对独裁的堡垒，但它却变得越来越虚弱。”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新保守主义者”们的政策。

那么，哈尔波作为共和党人何以对本党的后进力量予以攻讦内斗呢？在解释写作该书的初衷时，哈尔波说，“伊拉克战争开始时我们就意识到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走弯路。它的政策被意识形态危险地主导，而不是基于对美国利益的明确理解之上。政府在使用武力之前没有能够全方位运用外交，经济，政治和个人力量。我们战后重建伊拉克的痛苦经历表明，‘新保守主义者’们的政策并没有为政府和国家提供很好的服务。”

从哈尔波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虽然他代表“老保守主义”对“新保守主义”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显然只是共和党内的有关美国全球政策的“方法论”之争。在保持和追求美国的全球优势这一总的目标上，“元老”与“新进” 二者实际上没有明显的分野。作为“老保守主义者”，哈尔波所理想的是尼克松-基辛格的理念及里根政府的政策，即在全球战略中奉行威慑和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原则。而一旦这些原则被“先发制人”的单边军事政策取代，美国反而会被置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不但其道德优势大大丧失，连自己也有可能被置于别国“先发制人”的军事政策威胁之下，这在冷战安全结构解体后的世界并非没有可能。

另外，这本书把布什政府的一切政策都归结到“新保守主义”谋士的头上，却没有论及布什本人的信仰及他在决策中的角色，仿佛布什只是一个对谋士言听计从的没有经验的总统而已。此外，“新保守主义”也不只是若干知识分子谋士头脑中的政策理念。实际上，在“911”后，美国的主流媒体和舆论都逐渐趋向保守，这是新保守主义政策得以出台的大背景。米克莱斯伟特（John Micklethwait）和伍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他们探讨美国保守主义的新著《右倾国家》（The Right Nation）一书中即指出，布什总统才是最后拍板的人。布什对外政策的“道德成分”也不是“新保守主义”的，而是来自美国社会：百分之四十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保守的美国人。此外，美国的基督教信徒们历来就对以色列十分认同，美国对以色列的亲密政策是历来就有的。

附录：“新保守主义”力量何以一跃而成为影响美国内外政策的决定性思潮？

《美国孤立》这本书揭示了“新保守主义”背后的网络及其影响政府的渠道：“新保守主义”网络的主要机构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哈得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以及“新保守主义”教父比尔·克里斯托（Bill Kristol）的“新美国世纪”项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该网络的主要资金来源包括布莱德雷基金会（Bradley Foundation），俄林基金会（Olin Foundation），史密斯·里查得逊（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基金会等保守团体和国防部的合同商。

“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则包括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爱略特·阿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国务次卿里查得·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助理国防部长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和彼得·罗德曼（Peter Rodman），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里查得·波尔（Richard Perle），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茨（Wolfowitz），和副总统切尼的顾问戴维·乌姆瑟尔（David Wurmser）。此外，“新保守主义”还获得了同情以色列的基督教保守势力的大力支持。

张巨岩，《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27期，2004/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