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04年7月底，以抨击布什的9.11政策为主题的《华氏911》一片终于突破了一亿美元的票房大关。导演迈克尔·摩尔7月26日宣布，该片已创下纪录片（nonfiction film）在影院放映的最高票房纪录。这个消息振奋了一直惨淡经营的美国纪录片市场。美国观众开始像看好莱坞电影一样看纪录片，而好莱坞的电影发行人们也找到了一个新的盈利空间。

正当电影人们暗自欣喜：纪录片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一些专家却看到了其中的危机。

“能回收高票房的纪录影片都有一个共性：它们都将----纪录片要绝对真实----这条古老的定律抛到了窗外。”索尼电影公司（Sony Pictures Classics）的总裁麦克尔·巴克尔（Michael Barker）说，“美国正在出产越来越多风格灵活的纪录片，就像你能在《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中读到的那样。”

高雅艺术“飞”入平常百姓家

虽然迪斯尼公司因为《华氏911》的政治敏感性而拒绝发行该片，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还是愿意排长队去看迈克尔·摩尔指导的这部政治讽刺电影。《华氏911》热卖的场面并没有逃过好莱坞发行商们雪亮的眼睛。他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悄悄开始容忍在电影院里发行纪录片。

除了《华氏911》之外，美国近两年里涌现出一批制造精良的高票房纪录电影，比如，揭示不健康快餐食谱的影片《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就创造了将近1000万美元的票房；2003年发行的《鸟的迁徙》（Winged Migration）收入高达1100万美元；讲述1999年全美小学生拼字比赛的纪录片《拼字比赛》（Spellbound）也回收了570万美元。

“如果一部纪录片拍得好，观众就会被吸引。” 米拉麦克斯（Miramax）公司的联合主席哈维·维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一向致力于积极推动独立电影和外国电影大众化。当《华氏911》被迪斯尼公司拒之门外时，维恩斯坦毅然将它买了下来，独立发行。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是敏锐的。

“这让我想起当年独立电影《性、慌言和录相带》（Sex, Lies, and Videotape）引起的轰动。”维恩斯坦说。1989出品的《性、慌言和录相带》用冷静而富创意的手法剖析现代人脆弱的心理层面，尤其突显出高科技（录影机）无坚不摧的奇妙魅力，它不仅使该片导演史蒂文·索达伯格一鸣惊人，还摘下了当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及最佳男主角奖。

难怪维恩斯坦感叹道：“在我们的电影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

“道旁吸引力(Roadside Attractions)”公司发行过《超码的我》一片，该公司联合总裁霍华德·科恩（Howard Cohen）同意维恩斯坦的看法。“纪录片会越来越受重视吗？简单的回答是：会的。”但同时，他也承认：“摩尔的例子很特殊。他成了明星，就像好莱坞别的巨星一样。这就是说，观众们不会因为这部片子的成功而会热衷于看所有纪录片。”

跨越“真实”边界的成功

除了高票房的商业报酬，最近几部成功的纪录片还体现了高雅娱乐的价值。在《超码的我》中，导演摩根·斯普尔洛克（Morgan Spurlock），在揭示由麦当劳领导的快餐文化时，很严肃地向观众提出了“垃圾食品”危害健康的警示。同样，摩尔在“华氏911”中对布什政府的讽刺也是入木三分，幽默而犀利。

但是，与电视新闻节目《前线》（Frontline）和“60分钟（60 minutes）”所作的新闻调查风格不同，这些纪录影片反映的是未经编辑的，导演的个人看法，而不保证影片整体观点的平衡性与正确性，这难免与纪录片矢志不移追求的“真实性”原则起了冲突。

“很多时候我看纪录片，都无法信任那些被拼凑起来的信息。”福科尔斯影片（Focus Feature）公司的经理乔·皮迟拉罗（Joe Pichirallo）说。曾经担任《华盛顿邮报》新闻调查记者的他认为，“发行人的责任是评价和判断一部人为拼凑的影片的可信度。但我们没有建立起这样的电影检查机制，就像新闻那样。”

也许正是因为偏颇了真实性，电影制作人们也开始考虑它们要付的法律后果了。很多曾为《超码的我》拍摄提供场地的摄影棚就在担心麦当劳公司的起诉。

随着纪录片数量的上升，很多导演和电影制作人认为，有必要重新界定一下“纪录片”的定义和准则。在奥斯卡评选最佳纪录片的提名电影中，他们认为，来自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的评委们从没有仔细考察过一部电影的界定标准问题。

当然，电影导演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曾指导过《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的纪录片先驱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 说：“有必要讨论电影的真实和虚假性吗？我不确定有。但是我比较倾向于：没必要。电影就是电影。”

莫里斯的《战争迷雾》讲述的是美国越战时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的故事。凭借该片，莫里斯当年把奥斯卡的“小金人”搬回了家。

莫里斯承认，调查性的纪录片有责任将事实叙述清楚，并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不认为这就意味着导演不能按自己的想法编辑素材。“问题不是电影本身，而是人们如何依照道德规范来拍摄电影。”莫里斯在1988年指导的《蓝色警戒线》（The Thin Blue Line）描述了一个被误判谋杀罪的人如何获得自由。他说，“你只不过是用人们遇到的法律问题拿来做娱乐素材罢了。”

无论如何，电影专业人士承认，纪录片正在走向多元化。像莫里斯和摩尔一样，很多纪录片导演都认同这一点：“真实性”是没有一个恒定的评判标准的。纪录片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所谓真实，只不过是创作者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感知到的真实而已。

“在今后几年中，这种发展速度会很快。”一直追踪电影票房记录的“上映联系”公司（Exhibitor Relations）总裁保罗·德加拉比迪恩(Paul Dergarabedian) 说，“我们也许看不到超过2千万票房的纪录片，但现实是，观众们总是抱怨电影太枯燥了。好了，现在电影都变得简单有趣，观众就觉得合了胃口。”

李燕，《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30期，2004/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