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之一、《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境》（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主编，夏普书业（New York: M. E. Sharpe）2004年4月1日出版，精装本528页，定价89.95美元。

新书之二、《新疆：中国西北边陲的穆斯林》（Xinjiang: China's Muslim Far Northwest）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著，罗特里奇/科森书业（London: Routledge Curzon）2003年12月1日出版，精装本240页，定价95美元。

新书之三、《西部中国：新疆的驯服》（Wild West China: The Taming of Xinjiang）克里斯蒂安·泰勒（Christian Tyler）著，约翰·默里书业（London: John Murray）2003年8月7日出版，精装本320页，定价20英镑。

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半页，中国的新疆地区颇受西方人、尤其是西方探险家们的关注。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al Stein）的名著《西域考古记》和《亚洲腹地考古记》就是这一风潮的产物。类似的著作还有很多（中译著作可见新疆人民出版社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内向政策，以及新疆土著居民维吾尔族人缺乏擅长英语而且喜欢与西方沟通的卓越之士，新疆这一地区很久以来几乎从西方的视野中消失了。

出于以下一些因素，这一状况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发生了改变：首先，中国越来越开放，外界了解中国变得相对容易；其次，苏联的解体，致使新疆之旁陡然出现了好些与属于突厥语系（Turkic）的维吾尔人在种族上相近的穆斯林国家，新疆的对外往来渠道增多了；另外，中亚地区近年来勘探发现了大量石油（新疆本身也发现了中国最大的油田）——这一方面促使中国政府更加关注该地区，但另一方面也吸引来了众多的西方巨头；新疆的重要性发生变化也同中亚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变化紧密相连。9·11后，中亚成为美国的关注点之一，随着美军在中亚各国建立了军事基地，与该地区在经济、文化和宗教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疆一夜之间成了中俄美三大国的地缘角逐中心。

《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境》是一部论文集，其主编斯塔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中亚研究项目主任；《新疆：中国西北边陲的穆斯林》作者狄龙是英国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教授；《西部中国：新疆的驯服》作者泰勒是前《金融时报》记者。

从内容上说，三本书有各自的偏重点。《西部中国》是普及性的历史书，它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新疆从古至今的历史进程，其间穿插了许多意趣盎然的插曲；《穆斯林边境》和《西北边陲的穆斯林》则更富学术性，从历史角度出发，论述了新疆的经济、宗教和文化现状，并对当前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建议。我们将这三部著作结合起来考察，可以大概了解当前西方知识界对新疆问题的主要看法和思路。

首先，西方知识界认为，将新疆作为一个实体或接近实体的说法是近代晚期才有的。

泰勒在他的史书里提出，直到18世纪，新疆不是被大国勉强地遥控着，就是处于无治状态，这主要归因于她广袤、荒凉的沙漠，不容易被征服。比如，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6万大军出征该地区，结果只有1万人活着回家。而18世纪之后，汉民族的身份得到了强化的明、清帝国加强了对新疆的征服和同化（泰勒指出，在此期间超过一百万的当地居民被杀害）——虽然这一工作并不成功，激起了普遍的反抗，但中国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却大大地巩固了。

只是在清帝国被推翻后至1949年这段时间里，新疆一些领导人才得以利用中央政府因内乱和外国入侵而无暇顾及的情况下在当地建立了一些短命的“独立政权”——这成了今日谋求独立的维吾尔人的一个重要象征，就象狄龙在其书里写的那样，于1949年被消灭的新疆共和国至今被敬奉为“一个曾经和未来的国家”之象征。

其次，这三部书的作者认为，中国历朝的“汉文化优于其它文化”的心态——泰勒称之为“中国的东方主义”（Chinese orientalism）——是导致维吾尔人不断发起反抗的原因。在这种心态下，中央政府倾向于将维吾尔人视为有待开化的蛮夷之民，进而相信他们会欢迎文明的汉人的进驻。

在新中国和新疆关系的问题上，传统的西方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明、清等政府没什么两样，其政策是延续的，但这三部著作的作者们却表示，共产党比之历史上的政权，政策更富有侵略性，几乎达到了“殖民”的地步。如：在意识形态的推广上，除上述的“中国的东方主义”外，共产党还具有其本身的共产主义；维吾尔语被从当地学校的课程中删除；游牧民被改造成集体农业；除限制本地居民的人口出生率外，向该地区移植大量的汉族人口，结果1941年还占新疆总人口的80%多的维吾尔人，到1998年只能占据不足50%了；利用该地丰富的能源为日益现代化的东部沿海城市服务等等。

他们认为，这一政策的后果是：一方面，部分维吾尔人彻底放弃，或移居国外，或转向贩卖毒品，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则更趋激进；这些人甚至放弃了混乱的内讧，变得更加团结，在其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泛维吾尔身份认同”，这恐怕是中国政府所始料不及的。对此，北京的反应是“严打高压”（Strike Hard, Severe Repression）；9·11后更是将之与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力图使世界相信这些人是恐怖分子。

最后，这三本书的作者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处理新疆问题上的政策是失误的。

他们认为，9·11后美国因为全球反恐需要，将一些维吾尔组织列入恐怖名单，另外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中亚诸国在北京的经济利益诱惑下认同并支持其观点，林林总总这些都将促使维吾尔人更加激进化，从而有可能转变成为真正的恐怖分子，对世界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

出于此原因，他们建议美国及国际社会敦促北京在新疆地区恢复自由，实行开放经济，就如同东部中国在过去所做的那样。放松经济限制是解决新疆危机最好的方式，因为一个有着一定经济自由、获得了有限自治权的维吾尔中产阶级是不可能激进化的。这是符合包括北京在内的各方的利益的。而这一点，国际社会是完全可以通过利用中国的弱点，如她对石油的需求，经济高度依赖外国投资等等，对北京施加压力而做到的。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30期，2004/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