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奥克兰的王牌乐队“神奇发电厂”（Tower of Power）曾经在1973年的一首叫做“什么是嬉皮”的歌曲里，对嬉皮概念提出质疑。这个乐队在美国以语言天赋、创造词汇而出名，如honkypox。听众们老是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关于嬉皮的追问，他们却为自己找了合适的土壤。他们如诗人一般试图为灵魂、摇摆舞或爱情下定义。歌词在自身的问答里面打滚：“嬉皮就是它自己所是。但有时嬉皮不是它自己所是。”

前美国《细节》杂志的编辑约翰·利兰(John Leland)出版的新书《嬉皮的历史》（HIP: THE HISTORY），就讲述了美国这样的一群：嬉皮——这个曾经地下的概念如何从性、音乐、种族、时尚和毒品多方面塑造了美国文化。

嬉皮之貌

将身体束缚在脏兮兮的喇叭裤里，却大跳着摇摆舞，这种表面腼腆的伪装只是为了舞台做秀。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嬉皮是什么。至少每个人都能讲出他们所看到的嬉皮。

虽然嬉皮的定义可能会很主观，但嬉皮本身在大众认识中，有着令人惊讶的统一形象。它是伟大爵士钢琴家瑟隆尼斯·孟克（Thelonious Monk）钢琴上的祝福、或是卢·里德（Lou Reed）和地下丝绒乐队表演的克制与残酷，或是毒品和受虐待狂的音乐，或是安迪.沃荷（Andy Warhol）电影镜头里面黑色高领。

嬉皮让我们想起了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波普诗体”的流动、影星兰尼·布鲁斯（Lenny Bruce）的黑色幽默。诗人华尔特·惠特曼也曾经嬉皮过，卡瑞恩·奥布瑞恩（Karen O）在“Yeah Yeah Yeahs”的歌里以她自己的方式显得异常嬉皮。嬉皮是爵士大师迈尔士·戴维斯（Miles Davis）说话、穿衣、表演或站立的姿势。鲍勃·迪伦则以自己的方式展示嬉皮，随后产生了一群尾随者——20世纪80年代一群浅薄的男人纷纷穿上了皮革服装。纽约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街道，洛杉矶的银湖专门以嬉皮建立了主题公园。

嬉皮之源

克拉伦斯·梅杰（Clarence Major）在他的研究作品《从朱巴舞到摇摆乐：非洲美国俚语字典》中追溯了嬉皮的起源。嬉皮源自塞内加尔乌洛夫（Wolof）语，类似hepi，就是“看”的意思，或者hipi，意为“张开眼睛”。18世纪初，在美国开始有了嬉皮的说法。从语言发展上来看，嬉皮这个词汇被来自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海岸的奴隶改进，带有类似启蒙的意味。

于是，嬉皮象一个危险分子，从内部少数人逐渐扩展开来。嬉皮被非洲人发展成与异域沟通的工具之一，后来成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嬉皮，很快被白人模仿、并与之交流并发生敬意，由此产生了循环反馈的途径。

从这些起源上来看，嬉皮讲述了美国白人与黑人的故事，交织着冲突与好奇的历史。美国历史上存在着种族冲突，嬉皮则提供了数世纪以来黑人与白人之间接触、互相效法，相互往来的解释之途。嬉皮并不是用来确证国家认同的装饰品，它是一条通往给予的要道。

虽然这条线路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消失，虽然种族隔离、工作歧视、学校自助餐厅的各种族分开就餐仍旧存在。嬉皮仍在大众文化中显现，这些代表了美国人所梦想的自我。

美国文化中心可以追寻到马克·吐温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很难想象这个国家的艺术没有包含非洲或欧洲的根源。这两位大师出生于完全不同的历史土壤与环境之中，但他们却又彼此如此相似，两者都是古典主义者、演奏家和语言天才。他们的相同处就是嬉皮。

嬉皮之梦

不论好坏，嬉皮代表了美国梦想。它的最出色之处在于，将大众文化中种族的流动看作就是真正的美国，这是我们正渴求的。威廉·伯勒斯说，美国的变革始于书本与音乐，再就是政治运动。

嬉皮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自欺欺人地忽略了界限与不平等，假装以为一些歌曲唱片就可在价值上超过沉重的种族历史。白人嬉皮士们经常用自己对黑人文化的兴趣来展示自己的道德修养，但从未给予黑人文化什么。电影鬼才昆汀·塔伦蒂诺在一边说出黑鬼这个词的时候，却一边表示自己对于嬉皮士的亲密。事实上这样的高姿态到处都是。嬉皮成为白人慷慨释放自己内疚情绪的方式，以真正的实体形式来展现文化上的补偿。即便是对嬉皮的认同也不是强大到可以取消其他种族问题的程度。嬉皮有如下功能：它将耻辱高贵化。浸泡在这样的自相矛盾中，嬉皮在分裂文本中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它的特质是含糊与矛盾。它的坏处也经常与好处毗邻。

只有少数人在任何时间里都会真正实现嬉皮生活；虽然我们享受了嬉皮的浪漫，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为工作、读书、家庭占据。嬉皮弥漫了日常的主流生活，在语言、音乐、文学、性、时尚、自我与商业中处处体现。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比尔·克林顿也装嬉皮了一把，戴着墨镜，在“The Arsenio Hall Show” 脱口秀节目中演奏了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成名曲《伤心旅店》(Heartbreak Hotel)。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和好莱坞影星克里斯·罗克（Chris Rock）则吹捧他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10多年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沙普（Al Sharpton，非裔，著名民权活动家）则重新修饰了这句话，讽刺说区别在于是白色还是黑色。

嬉皮之“核”

如果嬉皮是某种形式的反抗，至少有表演的性质，它总渴望得到点什么。它的欲望不只是财富，也是自治。它要求平等，对内外人士一致。任何人都可以嬉皮，即使他们都不能。在一个不相信延迟支付欢娱的国度里，嬉皮是及时的现金兑现。你需要多年牺牲才能进天堂，或攒够自己的退休资金，但嬉皮却要求及时行乐。象其他蓝调音乐的表现形式一样，嬉皮的含义是可塑的。当年，约翰·列侬在纽约追求家庭幸福的时候，把嬉皮看作是拖累。他在1980年说：“现在不结婚就是嬉皮。我对嬉皮不感兴趣。”

对超现实的喜剧演员理查德·巴克利（Richard “Lord” Buckley）而言，嬉皮意味着一系列的财富。在他重写马克·安托罗西(Mark Antony)的《凯萨大帝》中葬礼致辞的时候，他挖掘出莎士比亚的内在嬉皮精神，“掠夺品是战利品，痴醉在财富之中。”对列侬，嬉皮是监狱。但即使这样，列侬也可能会承认掠夺品也是战利品。

反过来，战利品也是奖励。嬉皮出售汽车、苏打饮料、雪板、溜冰板、电脑、铅字、酒、毒品、香烟、CD，鞋、窗帘和家庭装饰。巴克利建议，它也可以为财政部服务。通过持续的变化、退化，嬉皮创造了新的购物需求。

虽然嬉皮抓住了经济梯子的末端，嬉皮生活在奢侈之中。当穷人担心是否有足够粮食的时候，富人却在担心自己是否过于粗野。嬉皮造就了我们开车的方式、我们崇拜的对象，夜晚我们渴望从哪种人那里获得温暖。嬉皮从被禁的词汇到过于昂贵的消费，已经变化了它的场景模式。

时装设计师模仿基督，通过颂念嬉皮咒语，让廉价的衣服顿时贴上昂贵的标签，把它们卖至数百美元。嬉皮让许多爱捣乱的和局外人的才智得到发挥，在它的范围之内巧妙地吸收了主流文化。今天纽约威廉斯堡区有的东西，明天就会挂在大商场里。今天的Vice杂志或者Lucha Libre墨西哥摔跤是未来畅销的好主妇杂志或者人气摔跤游戏（SmackDown）。和广告产业类似，嬉皮通过形象与风格创造价值，它希望被关注。嬉皮评价个人，不是看他创造的价值或拥有的东西，而是只看他们的形象和外在表现。它伪装忽视财富；但事实是，嬉皮如果无法转化为利润，它也无法繁荣。

嬉皮与社会有关联。你可能很高、英俊、迟钝、近视，但你不一定能嬉皮。象露营一样，嬉皮是个不受约束的“外甥”。它要求有观众。即使它是在地下的时候，它仍要活在公众的视野之下；它因注视的观众而变化。你可以决定嬉皮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但嬉皮要求有买卖，有认同。

嬉皮之人

没有为嬉皮士专门制定的辅导手册。明确的说 ，一本也没有。但是有很多嬉皮的原型。马克·吐温（Mark Twain）, 演艺界人士巴尔南姆（P. T. Barnum）, 爵士乐手迈尔士·戴维斯（Miles Davis）, 拳王阿里 （Muhammad Ali）,披头士鲍勃·迪伦（Bob Dylan）, 影星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 电影剧作家泰瑞·索恩(Terry Southern), 歌手李查·黑尔(Richard Hell)。

他们是玩嬉皮的魔术师，刻画着这个社会，并破坏嬉皮原有的准则。当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把他的灵魂卖给了魔鬼，真的有个“魔术师”教他学会了蓝调音乐。对传说中的马克斯的堪萨斯城的主人米奇·拉斯丁（Mickey Ruskin），以及其常客前卫派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 安迪·沃荷(Andy Warhol)而言，他们是嬉皮的制造者和享乐者。这帮人认为，嬉皮就是帮会运动（Max’s Kansas City是美国著名的迷幻沙龙，反美国主流文化、艺术家和名流的另类俱乐部）。

大文豪海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爵士乐手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 垮掉一代的先锋人物凯洛亚克（Jack Kerouac ）和老牌饶舌歌手Big Daddy Kane都是个性暴烈的独奏者，将生命用疯狂的旋律来表现。惠特曼 （Walt Whitman）, 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 爵士乐手迪齐·吉勒斯比（Dizzy Gillespie）, 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hip-hop歌手KRS-One则是理论家和解释大师，向他们高深的同胞提供阐释性的帮助。天才作曲家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作曲家埃尔文·贝林（Irving Berlin），百老汇明星艾尔·乔森（ Al Jolson），爵士大师 Mezz Mezzrow, 小说家范韦克滕（Carl Van Vechten），猫王 Elvis 和坏孩子歌手艾米纳姆（Eminem）都一群偷学蓝调的白人，或者他们至少看过的。

“嬉皮”这个词经常被宽泛使用，忽略了它的很多局限。它似乎摆着革命的架势，但仍缺乏有效的组织性——没有人会在嬉皮的旗帜下，发起改革财经法的运动，或保护环境。

嬉皮的外交政策不会使人们逃离这个局限。嬉皮在一步步退缩。1965年秋，一群自称是“越南日委员会”（the Vietnam Day Committee）的人，要求美国小说家凯西（Ken Kesey，《飞跃疯人院》的作者）在伯克利集会上发表反战的演讲，结果是一小步的嬉皮动作，成就了这场运动可以预见的滑稽戏。当与会者希望被演讲者激发的时候，凯西却放弃了，说：“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只有一件事情对任何人都有好处，每个人看一下、看看战争，然后转身说操他妈的。”说完，他在口琴上吹起了那首著名的儿歌“牧场是我家”。这时，嬉皮碰到敌人，那就是承诺。

嬉皮不是天才，它经常被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误解。作为一种艺术上的热情，嬉皮燃烧得很壮烈但也短暂。嬉皮美化了20世纪60年代的画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 才女作家多罗茜·帕克(Dorothy Parker), 饶舌歌手吐派克(Tupac Shakur )和NIRVANA的死去的摇滚歌手科特·柯本（Kurt Cobain）。

在女诗人格温多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1960年的一首“我们真的很酷”的诗歌中把接近尾声的嬉皮视为文字王国，还拧着那些自我颠覆性的句子道：“爵士六月，我们马上就要死了。”

嬉皮使贫穷生活合理化，它挥霍金钱，爱情、天赋和生命。这不是讲述勇于奉献的父亲、好丈夫或社团要人的书。嬉皮就是为“操”找一个便当的理由。

曾进，《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37期，2004/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