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公司里工作了近十年，同事很多。一人一面，花开千样红。我称他们是老外，他们认定我们是老外，外来外去，就堆在一起了，没有什么隔山隔水的感觉。有人讲，歧视是有的，不要不承认嘛。我承认，但我也“歧视”别人，这样就打平了。如今背后聊美国老外的故事，反正他们看不懂。

美国同事卡尔

卡尔与我的老板同一级别，也是个小老板，手下指挥着两个老美和一个中国人。卡尔高高的个子，干瘦，沉默寡言。我和他同事了三四年，说过的话用一个箩筐盛着就可以了。

我们最接近的一次是我们公司的几家中国人在我家聚会，他光荣列席，成为聚会中唯一的老外。我当时忙着招呼客人，并没有多照顾他。上班在公司里碰到，他竟然很激动地说他真的很高兴很快活参加我们的活动，下次还想去。看他那样子，不象只是礼貌礼貌。他后来对他手下的中国兵，也是我的朋友，感叹道：中国人的凝聚力还是满大的，瞧瞧，你们几家中国同事相处得这么好！我们(美国同事)倒亲密不到一起去。我听说了笑：我们身在异乡为异客，感情当然不一般。

卡尔是个很爱家庭的老美，每年必定回家一次为老爸老妈修理房子。这种行为在美国人中间不说是凤毛麟角吧，也可以形容成难能可贵。卡尔每年还大笔大笔地为侄儿外甥女们花钱，不是买圣诞节礼物就是买机票让他们回老家与卡尔的老爸老妈团聚，他说谁让他是王老五呢，用自己的钱让家人高兴呗。

我常常去他的实验室，他见了我，不苟言笑地点点头，算是招呼。我不是去找他，而是去找他的中国兵聊天。有时我们当着卡尔的面用中文聊他的事。卡尔三十好几岁了，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听说有个相处了几年的女朋友，却在几千英里之外。每两个星期乘飞机跑一次，见上一面。我们中国人很难了解，老大不小的，这么情深意长地谈恋爱干什么，还“千里共婵娟”。一个月下来光是来回飞机票就是好几百块美钞，一年就是好近万把块钱！结了婚，省下这钱可以买车子买房子养孩子啦。

人家不这么想，月月跑，一跑两三年。这中间，卡尔的女朋友也来过，见了，竟是二百多磅的重量级人物。我们拿眼角去瞥卡尔，也看不出卡尔的一往情深，只是沉默着在一边烧烤牛肉猪排鸡腿。偶尔拿起啤酒喝上一口，声色不漏。

后来一段时间里，卡尔突然越发不言不语起来。我们看惯了的，也不得不问问卡尔的中国兵：到底出什么事啦？

中国兵对我们摊开双手，耸耸肩膀，无可奉告。然而，一天，中国兵突然发现了新大陆：卡尔苦恼的是他该不该结婚！

卡尔说他不知该怎么办，大概女朋友等急了，催他，把他催出几根白发来。卡尔专门买了一本《你是否该结婚》(Should or shouldn't you get married) 来读，天天摆在饭桌上读，其中的章节被他画满了道道叉叉，一付对付科学实验的劲头。卡尔还认真地征求已经结婚生子的中国兵的意见：结婚的好处与坏处到底各有多少。

难怪语录上有一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事隔不久，卡尔就不再订飞机票了。据说是好事黄了好菜凉了卡尔的女朋友等不及与他拜拜了。

我们几家在一起都不得不惊叹卡尔的死心眼儿。不过，卡尔好象不再苦恼，不再认真，当然不再苦读《你是否该结婚》。卡尔还是高高的个子，干瘦，沉默寡言，在公司里认真地做着科学实验。

美国同事－－爱玛

我面试的时候遇见爱玛。爱玛说：你的个人简历很好。我告诉她，我的大老板教育我在公司里要为自己的个人简历而奋斗。

爱玛听了，不仅没有责备我不为公司这个集体而着想，竟然很激动地称赞：很对！就是要为个人简历而努力！要让我们自己在市场上能够卖出去！

我当时并不知道爱玛为什么这么激动，还以为我找到了知音，特地促膝倾谈了很长时间。我在几家公司中间挑来拣去最后选中这家公司，不能不说爱玛的因素在里面起了作用。我觉得有这么通情达理的同事，还怕老板差到哪里去。我进了公司不久，爱玛便宣布：她因家庭的关系，将要西征--在西部找了一份工作。啊，我恍然大悟：爱玛面试我的时候，怕已经把自己放在市场上“小试身手”了，与我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难怪与我这么情投意合。

在公司里，没有几个人真敢对着爱玛撒气。我看不出她的厉害来，好象不是在学术研究上，她的实验进展并不是很顺。她和她的实验员一起做实验，一个读操作规程，一个加样品。每次说起来，我们几个中国人就哧哧地笑。我们做实验，都是手脚麻利的，一个人同时做几个实验，哪里用得上两个人吹笛子按眼儿的。爱玛的厉害好象也不是在企业管理上，因为她并不是什么大头目小头目什么的，她只是一个研究员--我们公司里一喊一大片，比实验员还多。这就很神了，爱玛有一种特殊的“铁腕”能力，表现在她不高不低的说话声中和她不急不缓的走路上。听说爱玛和上司很铁，她的上司要听她的安排--可见她的能力非同小可。我倒是想让老板听我的来着，可人家就是不！总之，我一进公司，有人就递话上来，千万别得罪爱玛。

不得罪人是容易，尤其是爱玛，离的远点就成了。但爱玛的其它的“神乎” 还是在饭桌上传过来，让我们议论来去。爱玛在我们公司做了四年的研究员，她先生也是博士，当了教授。那么一对能干的人，搬家到西岸时，爱玛说她的房子是租的。我很吃惊。爱玛倒潇洒：没有攒够头款啊。一说我们更是觉得纳闷：给四岁的儿子买上千元的计算机作为圣诞节的礼物，竟不存钱买房子。

这在中国人看来很有点本末倒置。来美国的中国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想到买房子，只要想到了就会省吃俭用把钱全部用来买房子，那么买了房子让房子空着几年，一直再攒起来钱买家俱。

知道爱玛底细的同事却说：这有什么呀，人家可以借钱来买圣诞节礼物呢！那信用卡上的钱大概要过三个月才能还清。

爱玛走的时候很坚定地说要攒一年的钱来买房子，说孩子大了，应该安定了。她去的地区不太贵，大约二十万就可以买下一栋三间一套的房子。去了一年后爱玛来信说，还是没有攒够10%的头款，买房计划只有无限期推迟了。

与几个中国人聊起来，大家便叫嚷：两个人十几万的收入，五六年攒不下二万块，都花到哪里去了，也许付了信用卡上22.9%的利息啦。我想起爱玛儿子的计算机，不知她五岁的儿子嫌没嫌那个计算机已经过时了，爱玛用信用卡上的钱再去给他买个时髦的电苹果(iMac)。

美国同事－－魏森西

魏森西是我眼里的西方英俊小伙子，他不太高但不矮，他不很胖也不瘦，很适中，算是中庸之道的典型。难得的是他很和蔼可亲，一脸憨憨的笑容。见到他，再不平的心情也难以波动起来，跟我们山东老乡一样的性情嘛。

公司的午饭把同事们分成两派，一是逍遥派，天天外出吃馆子；一是勤俭派，大盆小罐地带饭来。不意外地，大部分的中国人每天带饭，吃饭的桌上就听见我们中国英语(Chigish)的大声喧哗，但魏森西是个例外，他是我们中的一支铁杆。每天中午，没有魏森西，大家都会问：到哪里去了？

魏森西自己做饭，除了三明治外，常常做肉丸子意大利面。有时也跑到中国店去买些方便面来吃，我笑说：魏森西比中国老公强多了，至少自己可以买面吃。

魏森西很有女人缘，与女同事们相处很好。他总说因为他的三个姐妹，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所以比觉理解女性。魏森西的女朋友是我们一个公司的，原来也象魏森西一样是研究助理，我进公司时，那女孩刚刚调到法律事务处，并且连升两级，如今半工半读拿法律学位。那女孩子工作上学时间很紧，魏森西就忙前忙后，一付当好后勤的模样。

不久魏森西凭着工作多年积攒了一笔钱，买下四间一套的房子，又是粉刷外边，又是重铺地毯，忙得迷迷糊糊。我们说是新房吧？魏森西笑而不答，很满足的样子。听说魏森西的女朋友确实暂住在那里。

大家很为魏森西高兴，每次吃饭少不了追问什么时候吃喜糖。后来我听说他们已经恋爱四五年了，如今还没有结婚的日期，心头不由得咯噔了一下子。问到底是谁不想结婚，魏森西只打哈哈。同事们私下说：还用讲吗？

当魏森西的房子基本整理完毕，漂亮的房子在东岸美丽的秋天里绽开笑颜时，魏森西的女朋友毅然决然当机立断地搬出了那栋房子，说他们感情出现了问题。魏森西自己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一两个星期内哗啦瘦下去十几磅，让我们系的几个女同事直想为他跳一回脚。几年的恋情啊，而且低头不见抬头见地在一个公司里！

事后同事们说：还不是那女朋友事业上芝麻开花节节高，而厌烦魏森西的止步不前。我说：美国也有陈士美，还是女的。

在我看来，魏森西天生是个好丈夫却不是那个女孩子的，这是无可奈何的结局。魏森西喜欢家务，喜欢孩子，喜欢安静祥和的生活。他不是事业上进取心很强的那种人，一辈子不会在所谓的事业上有所作为。他的生活目标就是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一个相亲相爱的家庭。那女孩子当初不知看上魏森西的哪一点，一谈恋爱竟四五年。只是，那女孩子如今才二十五六岁还可以忙着学位和事业，而魏森西已经走过三十而立的门坎，被凉到一边，很是闪失。

日子还是要过的，瘦了一圈儿的魏森西终于不得不抬起脸来。他还是憨憨地笑着，开始练习马拉松，说强壮身体，并且参加各种比赛。我们都说很好，那么大的运动量，足可以让人忘掉烦恼的一切。饭桌上没有了对喜糖的追问，但多了对魏森西的马拉松的关心。

美国同事－－文海

文海不是我的同事，文海甚至不是美国人。把他加在这里面，好像有点牵强。然而文海确实是个人物，不让他当一回主角，真是浪费。

　　文海是位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人。但文海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是半个美国人。文海是他的中文名，就像我们的一些同胞有英文名字一样。不过，我们多半是为了省“老外们”的事，而文海却是出于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初次见他，不由惊叹，这个胖胖乎乎的西方老头竟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想我学了十几年的英文，为了出国留学而大大恶补过一番，至今这“第二语言”还是不能让我畅所欲言。文海有何高招学外语？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文海自幼就迷恋中国，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拥护者。年轻气旺时，他一张飞机票把自己送到大陆，一定要加入中国籍，决心与中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可惜，时逢五十年代，这个白皮肤，大鼻子的英俊小伙并没有沾上一点“白求恩”老乡的光，审查二年，一顶“西方特务”的帽子伴他回到资本主义的阵营。谁知他痴心不改，广交中国朋友。

　　那次见他，是在一堆血气方刚的大陆留学生中间。当时，“六．四”余波荡漾，大家凑在一起便声讨及争论国内的事事非非。正热烈之中，唯一一位上了年纪的同志郑重开口，那就是文海。他谦虚地，当然是用中文说，他不一定听懂了全部，但是，大家似乎看到中国的阴暗面太多了。其实，大陆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能够养活这么多人口，又比如现在的中国人的地位已经较四十几年前大大提高了．．．．．．　这话耳熟，忘记是从《人民日报》上读过呢，还是支部书记传达的，或是　“三八” “解放”老革命的父亲谆谆教诲过的。不过，听大鼻子的洋人这么语重心长地说来，大家一惊之余，整个静场。

　　一回生，一回熟。来往之中，我们自然而然地视文海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分子了。有点热闹事便叫上他。有一段时间，大家想聚在一起吃一顿，却找不出好理由。正巧我家买了一台降价的简易卡拉ＯＫ机，大家就涌到我家来唱歌。在酒不足饭已饱之后，先上场的是流行中的流行，童安格的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林淑容和罗时丰的　“无言的结局”，姜育恒的“再回首”什么的。我们中间一些只早来美国一、二年，就赶不上潮流，这些曲子连哼也不会哼。于是，照顾情绪，再登台的是过时的流行歌曲，象　“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什么的。哼叽之后，却不够过瘾，嗓子直痒痒。想也没想，大家就异口同声吼起过时的过时：“一条大河波浪宽”、“英雄赞歌”和　“我爱祖国的蓝天”等等又等等，一发便不可收拾。正当大家自我陶醉时，我惊奇地发现被遗忘的文海自得的加入了我们的合唱！小厮这厢有理，再一打听，不由连连惊叹。文海不仅可以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碌江”，也可以在　“五月的鲜花”中大唱各种花样的红太阳的颂歌，只是无新长征路上的节奏。当文海独自哼起“我愿是一只小羊”，随后加上个溜溜的康定情歌，直叫我们眼睛瞪大，嘴巴张大，哑声了。

　　文海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和几个朋友正编辑一部中国音乐家辞典。“你，你们？！”我们的不解写满一脸。文海笑笑，一副我们不写谁写的劲头：一来用英文，不用走一回中国而直接面对世界；二来这将是最全的一部中国音乐家辞典。他们不讲　“路线斗争”，右派分子或　“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将一同入　“典”。文海问我们知道不知道谁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曲作者，所有的脑袋全左右摇晃。“等着看我们的辞典吧。”文海早有预料。

　　中国是酱缸，让我们共有一种咸淡难讲的味道。西方社会是染缸，能染出五颜六色来。文海生长在染缸里近七十年，竟有些酱缸的味道，算不算一个人物？是不是一种绮丽的色彩？